本文结合相关法律、最高法院案例及最高法院民一庭的观点，对涉及开具发票的有关规定和观点进行梳理、分析，供读者朋友参考。

　　一、免除收款方开具发票义务的合同条款，属于“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应依法认定无效。

　　观点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

　　文书节选：

　　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及京龙公司于2009年7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不须、亦不应就或为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股权转让价款等向京龙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发票，但需出具三岔湖公司、刘贵良自行签发的收据或收条”的约定，以损害国家税收利益为目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应为无效条款。

　　《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的其余内容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关于“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其他条款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19条：“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4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二、仅以发票、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已履行付款义务，证据并不充分。

　　观点来源：

　　1、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2093号民事裁定书;

　　2、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712号民事裁定书

　　文书节选：

　　1、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2093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是刘吉梅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是执行异议之诉，涉及案外人、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三方当事人的利益，与普通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并不相同，购房人仅提供发票、收据，或者房地产开发企业对付款事实表示认可，尚不足以认定已经实际付款，还应查明购房人实际支付购房款的事实。根据原判决查明的事实，华大公司与刘吉梅于2012年5月20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2016年4月23日华大公司向刘吉梅出具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但刘吉梅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向华大公司支付了房款。刘吉梅提交银行转账记录拟证明其于2014年2月25日向何静支付购房款527000元，该款项金额与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的购房价格不符，刘吉梅称多付的61610元为装修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原判决认定刘吉梅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支付房款的事实，并无不当。刘吉梅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2、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712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系在买受人对所买受的不动产权利保护与基于普通金钱执行债权人权利保护发生冲突时，基于对正当买受人合法权利的特别保护之目的而设置的特别规则，该规则实质上是以牺牲普通金钱执行债权人的正当权利为代价而确立的，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债权平等原则和合同相对性原则，也增加了被执行人和案外人通过执行异议恶意串通逃避强制执行的道德风险。因此，人民法院在参照适用该条规定认定案外人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时，应当对与法定要件相关的事实从严审查、严格把握、慎重认定。本案中，涉案商品房买卖交易金额较大，又涉及申请执行人城乡集团的利益，仅凭当事人提交的盛和发公司为陈友勇开具的购房发票和涉案合同双方当事人对付款过程的自认，尚不足以证明陈友勇已经支付全部购房款的事实。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12月23日修正)第5条第1款：“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

　　三、普通发票在有合同约定或当事人之间交易习惯作为付款凭证的前提下，可以证明已履行了付款义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12月23日修正)第5条第2款：“合同约定或者当事人之间习惯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买受人以普通发票证明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四、 在付款方与收款方未事先约定当收款方未提供发票时付款方可以代扣税款、代开发票的情形下，付款方请求直接扣留相应税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观点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5686号民事裁定书

　　文书节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税务机关是发票的主管机关，负责发票印制、领购、开具、取得、保管、缴纳的管理和监督。单位、个人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收经营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应当按照规定开具、使用、取得发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的规定，江苏奥达公司作为建筑工程的承包人，应当向付款方平果恒泰公司开具工程款发票，双方在合同中亦作此约定。但是，双方并未约定平果恒泰公司在江苏奥达公司未提供发票时可以代扣税款，江苏奥达公司系缴纳税款的主体，平果恒泰公司在本案中请求直接扣留相应税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判决对该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五、合同约定付款时收款方需提供发票，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付款方据此约定请求收款方开具发票属于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

　　观点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1337号民事裁定书

　　文书节选：

　　收取工程款，开具工程款发票是承包方税法上的义务，承包人应当依据税法的相关规定向发包人开具发票。本案中，双方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提供发票并非是指由税务机关提供发票，而是指在给付工程款时需由承包方向发包人给付税务机关开具的发票，当事人之间就一方自主申请开具发票与另一方取得发票的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原判决认定开具发票属于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并无不当。

　　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

　　六、合同约定“先开发票后付款”，开具发票是收款方先履行义务，付款方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即付款方有权以收款方未按约定开具发票为由拒绝履行付款义务。

　　观点来源：

　　1、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177号民事判决书;

　　2、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634号民事裁定书

　　文书节选：

　　1、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177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关于首付款的支付方式，涉案合同明确约定，“山东招金公司在收到北京东软公司相应价款发票14个工作日内向北京东软公司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0%，即12万元。”山东招金公司在北京东软公司未履行其提供发票义务的情况下，有权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不支付首付款。关于系统上线款的支付方式，涉案合同明确约定：“山东招金公司在北京东软公司完成附件1所约定的本项目建设内容，测试无误并经山东招金公司认可正式上线，收到北京东软公司相应价款发票后14个工作日内向北京东软公司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即18万元。”如前所述，北京东软公司未举证证明其依照合同约定，在合同期限内交付达到合同约定目的的阶段性成果，未经过山东招金公司的测试验收和认可上线，因此山东招金公司有权拒绝支付18万元的系统上线款。

　　2、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634号：结算协议约定，万城公司申请付款时应负责开具正规等额的发票，否则鑫诚公司有权拒绝支付。原审未支持万城公司在未开具发票的情形下要求按照原分包合同执行的主张，并无不当。并且万城公司于2013年4月8日签订的两份分包合同施工范围为“盘锦辽东湾区清正园北区”，而其实际施工范围为“盘锦辽东湾新区清宁园二期、清上园、清怡园、清和园小区”，原审以双方一审诉讼中自愿达成的结算协议作为工程造价确定依据，亦更符合实际施工情况。万城公司虽认为其未开具发票系因发票主体不确定以及鑫诚公司无法入账等原因所致，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案涉协议明确赋予了鑫诚公司在万城公司未开具发票的情形下有拒付工程款的权利，万城公司关于未开具发票不能成为鑫诚公司拒付工程款理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二十六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应当先履行债务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

　　七、合同未约定付款方付款前收款方需提供发票的情形下，付款方以收款方未开具发票主张其逾期付款的先履行抗辩权，不予支持。

　　观点来源：

　　1、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588号民事裁定书;

　　2、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960号民事裁定书

　　文书节选：

　　1、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588号：

　　《天涯海角风景区IC电子卡门禁系统合作项目补充合同之二》第5条约定的结算支付条款并未约定天涯海角公司付款必须以万联通公司开具发票为前提，且税务发票体现的是国家与纳税人的纳税关系，是一种行政管理行为而非合同法上法定的先履行抗辩事项。因此，万联通公司开具发票既不是天涯海角公司支付分成款的合同约定条件也不是法定条件，因此，天涯海角公司以万联通公司未开具发票主张其逾期付款的先履行抗辩权无合同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2、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960号

　　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的在于对案涉工程进行施工开发，而未开具并交付工程款发票并不会对合同目的产生根本影响，且当事人并未明确约定先开具增值税发票再支付工程款的先后顺序，故原判决认定开具并交付工程款发票并非南通二建的主要约定义务，远通公司关于南通二建迟延交付远通公司工程款增值税发票导致其无法支付工程款的理由不成立，并无不当。

　　八、合同仅约定开票义务而未约定开票、付款先后顺序，付款方主张先履行抗辩权，不予支持。

　　观点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341号民事判决书

　　文书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本案中，《还款协议(二)》仅约定中瑞公司支付600万元机械设备款，聚鼎公司堆龙德庆分公司提供600万元的成本票据，并未就上述义务的履行先后顺序予以明确。况且提供成本票据属于从给付义务，而给付机械设备款属于主给付义务，两者不构成对待给付。中瑞公司主张其享有先履行抗辩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九、除非合同明确约定收款方未开具发票付款方有权拒绝付款，否则付款方不能以收款方未开具发票为由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或者同时履行抗辩权。

　　观点来源：

　　1、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679号民事裁定书;

　　2、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242号民事判决书

　　文书节选：

　　1、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679号：给付工程款义务属于主合同义务，开具工程款发票义务属于从合同义务，且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也没有对开发票和付款义务的先后顺序作出规定，故山西省晋剧院不能以此为由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或者同时履行抗辩权。

　　2、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242号：仙谷山公司与楚峰公司之间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仙谷山公司作为发包人的主要合同义务就是支付工程款，楚峰公司作为承包人的主要合同义务是交付建设成果，而开具发票仅是楚峰公司的附随义务。在涉案工程经竣工验收后，仙谷山公司即负有按《工程结算确认表》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在工程款的支付过程中，仙谷山公司从未以对方未开具发票为由主张先履行抗辩权，楚峰公司也未曾作出拒绝履行开具增值税发票义务的意思表示，仅抗辩仙谷山公司应先支付工程欠款。仙谷山公司迟延支付剩余1948万元工程款，楚峰公司为避免垫付税款造成的损失，未开具全部工程款(包括部分已付款)增值税发票，也是合理行使抗辩权。故红旅集团以楚峰公司尚未足额开具已付工程款的发票为由拒付剩余工程欠款，理由不成立。

　　观点依据：

　　《民事审判实务问答》(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法律出版社，2021年7月第1版)

　　最高法院民一庭：在一方违反约定没有开具发票的情况下，另一方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即支付工程价款。除非当事人明确约定：一方不及时开具发票，另一方有权拒绝支付工程价款。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双方将开具发票视为与支付工程价款同等的义务。

　　十、案涉合同中付款义务系主给付义务，开具发票义务属从给付义务，付款义务直接影响到当事人合同目的的实现，发票开具义务不具有与付款义务相匹配的对待给付地位，故付款方依据合同关于“迟延开发票付款可相应顺延”中的从给付义务约定主张先履行抗辩权不能成立。

　　观点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4859号民事裁定书。

　　文书节选：

　　在案涉合同关系中，北京金日酷媒公司的付款义务系主给付义务，成都今日酷媒公司开具发票的义务属资源占用确认单约定的从给付义务。付款义务直接影响到当事人合同目的的实现，案涉发票开具义务不具有与付款义务相匹配的对待给付地位。北京金日酷媒公司依该从给付义务的约定主张先履行抗辩权不能成立。

　　十一、付款方以存在“先开发票后付款”的交易习惯作为未开发票付款条件不成就的理由，而收款方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的，付款方的理由不成立。

　　观点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675号民事裁定书。

　　文书节选：

　　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作为出卖人的通汇公司主要合同义务是交付货物，作为买受人的重钢公司主要合同义务是支付货款。现在通汇公司已经向重钢公司交付了货物的情况下，重钢公司理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开具增值税发票并非出卖人通汇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仅是附随义务，除非合同明确约定了先后履行顺序。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2012年《购销合同》中并未约定通汇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的义务，重钢公司以双方在合同实际履行中交易习惯是通汇公司先开具增值税发票，重钢公司后支付货款，并据此主张付款条件未成就的理由不成立。双方在2013年《购销合同》中虽然约定重钢公司收到增值税发票、商检报告原件后办理结算，但同时也约定江船装船之日起2个月内结清余款，即对最后付款期限作出了明确的约定。既便双方存在先开票后付款的交易习惯，但是在通汇公司已开具发票的货款中有39945513.75元重钢公司也未按约定付款，通汇公司基于不安抗辩也享有付款请求权。故重钢公司关于通汇公司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38037097.55元货款的付款条件不成就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

　　十二、收款方指定案外人为收款人的，付款方在实际付款时可要求实际收款人开具发票;付款方和实际购买方不一致时，应向实际购买方开具发票。

　　观点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5860号民事裁定书

　　文书节选：

　　一、二审法院认为2019年2月4日前已支付未开票的86万元款项中，其中一笔20万元为借款，依法不属于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范围，另外几笔收款人系案外人，俊昆公司并非法定开具发票的主体，华恒公司可向案外人要求开具发票。该认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十三、虽然合同约定“先票后款”，但是，收款方未开具发票的原因是付款方未审核确定收款方的请款金额，故付款方以“先票后款”拒不付款的理由不能成立。

　　观点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286号民事判决书

　　文书节选：

　　根据《装修合同》专用条款第六条第六款的约定，在富盈酒店支付相应款项前，郑中公司须向富盈酒店开具增值税发票，否则富盈酒店有权拒付任何款项。但是，从富盈酒店提交的已付款增值税发票、付款凭证等证据来看，双方历次收付款过程中，富盈酒店和监理单位先审核确定工程款，然后再由郑中公司开具发票。郑中公司未开具后续发票的原因是富盈酒店未审核确定郑中公司的请款金额，故富盈酒店以“先票后款”约定为由拒不付款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此，原审认定富盈酒店应按约于2019年7月10日审核完毕并支付欠付的工程款，并无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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