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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开年，世界便颇不平静，以中东为代表的热点地区频发冲突、恐袭事件。

　　新年第一天，存在感并不算高的“非洲之角”同样引发国际媒体的关注：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埃塞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阿里与索马里北部索马里兰地方领导人缪斯·比希·阿卜迪签署谅解备忘录，埃塞俄比亚将获得索马里兰港口的使用权，同时将在未来承认后者独立。

　　这意味着埃塞俄比亚极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索马里兰独立的国家，而此举显然激怒了长期饱受军阀割据和内战之苦的邻国索马里。埃塞政府始终渴望出海口而不得，但索马里兰问题是索马里政府极为敏感的领土主权底线，同时这个事实独立超过30年的地区始终不放弃寻求国际承认的机会。一纸谅解备忘录，令刚刚结束战火不久的“非洲之角”、红海之滨再度面临潜在的安全危机。

　　历史与现实难题交错的产物

　　要理解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兰为何会有开年这次“惊人操作”，便要从两个方面理解各自的动机：一是埃塞俄比亚为何“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得罪邻国、触动地区敏感的主权议题；二是索马里兰问题缘何持续成为索马里几十年来始终难以解决的顽疾。而这两个问题都是历史与现实因素纠缠交错的产物。

　　在此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埃塞总理阿比已经将埃塞政府的需求说得明白无疑——为埃塞俄比亚寻求红海出海口。埃塞俄比亚国土面积超过110万平方公里，人口多达1.25亿，但随着1993年厄立特里亚脱离该国独立，埃塞俄比亚便失去了沿海领土，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内陆国家。

　　尤其在1998年至2000年的两国边界战争后，由于边界封锁，埃塞俄比亚过去长期使用的厄立特里亚海港城市阿萨布沦为“死港”，埃塞政府不得不借用另一个邻国吉布提的港口，承担其95%的对外贸易业务。考虑到埃塞俄比亚经济离不开农产品和矿产资源出口（尤其是占出口收入超过四分之一的咖啡业养活了数千万人），又依赖石油等重要工业品的进口，该国显然不能满足于吉布提一个港口来解决外贸运输的需求。

　　厄立特里亚的港口不做指望，吉布提能提供的仍旧不够，埃塞俄比亚天然地将目光投向了仅剩的现实选择——索马里兰。早在2018年，埃塞俄比亚便与索马里兰、阿联酋迪拜环球港务集团（DP World）签署协议，获取索马里兰地区柏培拉港19%的股份，而迪拜环球港务集团与索马里兰分别控制51%和19%的股份。然而四年之后索马里兰便宣布埃塞俄比亚失去了相应股份，理由是“未能在截止日期前满足获取股份所需要的条件”。

　　到了去年夏天和秋天，阿比坐不住了。他把获取出海口称为关乎国家存亡的问题，还追溯历史，表示出海口是该国包括海尔·塞拉西在内过去历代皇帝的首要关切。去年10月13日在埃塞议会发表讲话时，阿比引用该国19世纪著名军事领袖拉斯·阿卢拉·恩吉达的名言：“红海是埃塞俄比亚的天然边界。”此外据称他还在与商界领袖会面时语出惊人：“我们想用和平手段获得港口。但如果行不通，我们将使用武力。”

　　此言一度引发周边三个邻国的恐慌——厄立特里亚、吉布提、索马里三国政府以不同的形式否定了阿比的说法，尤其是厄立特里亚和埃塞境内民众担忧阿比是否会发动针对前者的侵略战争。不过时隔三个月的事态变化表明，埃塞政府终究选择了第三种途径：没有钱购置股份，也不能轻易诉诸武力占领，那么便以外交承认的方式换取索马里兰回馈柏培拉这一良港的租用权。

　　根据双方披露的内容，埃塞俄比亚将在未来某个时间节点正式承认“索马里兰共和国”为主权国家，而索马里兰同意将20公里的海面提供给2019年重建的埃塞海军使用，租期为50年。协议中租赁的柏培拉是索马里兰唯一的大型港口，每年吞吐量可达50万标准集装箱，并得到英国国际投资和迪拜环球港务集团的投资，进行全面现代化建设。

　　看起来埃塞政府和索马里兰做了一笔划算的买卖，前者不花钱、不打仗便满足后者的“刚需”，从而为自己拿到了服务于发展外贸和国防建设的出海口，但此举最大的问题，在于触及了索马里的国家主权，尤其是在该国最敏感的领土问题上“玩火”。

　　1991年1月，苏联支持的西亚德政权被推翻，自那以后索马里便陷入长期内战与割据中，再无政权能统一、治理该国法理领土全境。1991年5月，索北部地区宣布独立，成立“索马里兰共和国”（至今未获任何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承认）。2012年，索马里终于正式成立内战以来首个联邦政府，得到其它地方割据政权的先后拥护，唯有索马里兰仍拒不接受联邦政府管治，至今仍处于事实独立状态。

　　面对这一现状，索联邦政府疲于应对内部冲突，陷入与反政府武装“索马里青年党”（沙巴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战争，更沦为海盗的主要基地，无力解决索马里兰问题。与之相反，索马里兰内部基本保持和平，被视为这个动荡地区难得的“绿洲”，虽然其极不发达，但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环境，甚至吸引了一些国际企业无视索联邦政府的反对前来投资。

　　历史上，索马里大部分地区原为意大利殖民地，但索马里兰最早是英国殖民地。现如今，一个不愿放弃主权但后院四处起火，另一个相对平稳力求国际承认。索马里兰问题不仅成为索联邦政府的一个死结，更成为“非洲之角”难得安定的一个症结。此时此刻，阿比与索马里兰领导人的一纸谅解备忘录，无异于平添了地区局势的紧张。

　　“非洲之角”再现安全危机？

　　目前红海东岸的也门胡塞武装正在持续袭击通行船只，已经严重威胁了红海水域的航行安全。与此同时，处于红海西岸的“非洲之角”近年来其实始终不太平静：远的不说，直至2022年11月，持续两年的埃塞政府与该国北部提格雷州军事冲突才告一段落。

　　显然索马里政府无法接受埃塞政府和索马里兰地区在新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第二天便宣布召回该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同日索马里举行了内阁紧急会议，呼吁联合国、非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支持该国主权。索总理哈姆扎·阿卜迪·巴雷表态将采取一切合法措施维护领土完整，但没有明确指出这是否包括使用军事手段。

　　外界普遍担心埃塞政府的贸然之举不是“和平获取出海口”，反倒是更大的安全隐患，一个直接原因便在于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两国关系曾长期紧张，边界纷争和武装冲突一度成为主旋律。1977年至1978年的欧加登战争以索马里失败而告终，其连带效应更是酿成了该国持续的内乱。

　　1988年两国再度爆发军事冲突，随后以达成停战协议告终。按照协议，埃塞俄比亚同意停止支持索马里兰地区分裂势力，而索马里承诺不再支持埃塞东部的索马里民族分裂武装。在那之后，索马里陷于内战，苦苦寻求建立统一政权，埃塞俄比亚则在政治转型、建立民族联邦制后致力于经济快速发展，双方并未过多插足对方的内部分裂问题。

　　尽管2024年的谅解备忘录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但至少在索政府看来，这一次埃塞政府显然违背了当初的承诺。跳出双边关系层面，整个“非洲之角”更是对阿比的最新动作感到担忧：《纽约时报》指出，厄立特里亚和埃及都担心埃塞俄比亚会借助出海口和海军建设，加强其在红海和亚丁湾的军事存在。考虑到“非洲之角”的地缘重要性以及地区和国际利益的交汇，地区国家高度怀疑埃塞俄比亚想借此实现其更大的战略野心，即加强在该地区的主导性影响和作用。

　　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历史恩怨（特别是主权之争）由来已久，两国直到2018年才达成和平协议（阿比还因此获得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由于复兴大坝对尼罗河水源流量的影响，埃塞俄比亚与埃及的关系也一度剑拔弩张，特别是2020年埃及试图在索马里兰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的传闻，更是让双方发出了动武的威胁言论。

　　此外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埃塞俄比亚长期被视为西方盟友，而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阿费沃基致力于巩固与埃及和俄罗斯的政治关系。借助域外大国集团对抗、导致地区局势复杂化，同样是地区安全形势的一大变数。

　　至于另外两个直接受到影响的当事方——吉布提和索马里兰地区，连锁反应对安全形势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吉布提同样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80%的GDP依靠以交通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港口服务业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不可取代。仅埃塞俄比亚租用吉布提的港口，每年需给后者缴纳15亿美元的费用。

　　有观察者指出，如果埃塞政府选择索马里兰的柏培拉、放弃吉布提港口，那么一年损失的这15亿美元巨额收入（占吉布提2023年GDP总量约40%），足以导致吉布提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的政权不稳，因为后者过去25年执政在相当程度上受益于这笔“现金流”。

　　而索马里兰这片地区“绿洲”的内部走向，同样受到这一最新动态的影响。索马里兰当局领导人阿卜迪已经“超期任职”，遭到当地反对党的反对。去年2月持续至今的拉斯阿诺德冲突，导致超过34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15万至20万人流离失所。“非洲之角”地区形势高级分析员萨米拉·加伊德指出，正如出海口是埃塞俄比亚攸关存亡的问题，这份谅解备忘录也是阿卜迪的“生命线”——只有在国际承认上取得突破，他才有更多与当地反对派、索联邦政府博弈的筹码。

　　然而在这复杂多变、充满不确定性的地区局势中，战火威胁引发的经济崩溃、人为制造的大批量难民，恐怕将是比上述问题更加严峻的安全威胁，而且将从“非洲之角”外溢至非洲其它国家乃至地中海彼岸的欧洲，成为跨区域问题。由此看来，各方下一步如何行动，这份谅解备忘录将在何种程度上得到执行，所有当事人都需慎之又慎，国际社会更需密切关注。

　　（胡毓堃，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际政治专栏作家）